老先生强调要恢复过去行之有效的政策，发展经济，生产生活搞好了，才可以解决逃港问题。逃港，主要是生活不好，差距太大。
当时，宝安一个农民劳动日的收入为0.70到1.20元，香江农民劳动一日收入60－70港币，两者差距悬殊近100倍。
在一些地区，普遍流传着辛辛苦苦干一年，不如人家8分钱（指寄信到香江叫亲属汇款回来），内地劳动一个月，不如香江干一天的说法。
这也诱使许多人前赴后继般逃亡香江。
仅1978年，便发生逃港事件9.7万多人次，逃出1.8万多人。
耐人寻味的是，香江新界原本并没有一个什么罗芳村，居住在这里的人竟然全都是从鹏城的罗芳村过去的。
最高决策者老先生从逃港这一历史怪圈中再次认识到，光是靠堵是堵不住的，必须把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。
老先生亲自前往鹏城看过。
他也清楚那些人偷渡到香江九死一生。
除了在鹏城这边危险，到了香江也是很危险，除了遭到白人阿sir的开枪追击，甚至有些因为没有亲戚朋友投靠，成了黑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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